地瓜（又名番薯），这种一年生的草本植物，耐旱、耐贫瘠、不挑土壤、风格“泼辣”。在人地矛盾尖锐的明清社会，它一跃成为了救荒神品和天赐之物。历史如此神奇地将一种名不见经传的粗粮—地瓜，推上了社会大舞台。近30年来，有关地瓜的历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地瓜在中国的起源问题；二是地瓜在各地的种植与推广以及影响。其中何炳棣、陈树平等为代表的学术主流认同“番薯传入说”，而周源和则在甄别考证古文献材料的基础上，认为番薯种植从汉晋已有，实属土生。在地瓜推广的浩大工程中，从乾隆帝到各级官员，都做出了积极而卓有成效的贡献。地瓜传入对明清社会的粮食种植、饮食结构、商品经济、赈灾救荒等均发挥了正面的作用，但其大面积种植也加剧了人口增长，助长了人地矛盾，并造成了亚热带山区的结构性贫困。
地瓜与明清社会（上）
何炳棣、陈树平等吕冬青整理
（本文原载于《中国历史评论》第六辑）
一、“地瓜在中国的起源问题”的不同观点何炳棣（美国艺术及科学院院士，发表此文时为加州大学鄂宛分校历史社科杰出访问教授）甘藷传华的历史，自明末清初即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以清初久任（-）福建按察使和布*使的周亮工为代表。另一说法是根据康熙（年）和乾隆（年）两版的《长乐县志》而略加考证的。施鸿保《闽杂记》（光绪年）卷十，可为代表。闽人郭柏苍，在他年（光绪）刊印的《闽产录异》中，肯定了施鸿保的说法，并指出番薯始经巡抚明令传播的岁荒之年是年。
事实上，以上两种说法并不冲突。漳州距吕宋本较福州为近，漳州人自南宋以来即长期与菲律宾诸岛通商。十六世纪七十年代，西班牙开始有效地控占吕宋之后，因食粮商货供应多赖闽商，所以大致上欢迎华人赴马尼拉贸易。年起，每年去菲华舶二三十艘，商贾人数每年两三千，甚至可达四千人。《明史》卷三百二十三，“吕宋”条，引晚明闽南著作:“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以长子孙。”在歉收之年以前一二十年间，上万的吕宋闽商之中，必不乏注意到象甘薯这类易种广收的新作物的人，而且这些留心民食的人并不限于漳州或长乐。
何炳棣（～.06.07），人。年清华大学毕业，年考取了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生，年底赴攻读西洋史，年获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博士学位。之后，何炳棣先生逐渐转入国史研究，成绩斐然。年，何炳棣先生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前此研究甘藷传华的中外学者都只注意福建沿海，忽视滇、缅、印度这条内陆通衢。修撰嘉靖年《大理府志》的李元阳，是一位注意新生事物的学人。在这府志里，他虽没有详细地解释新作物名词，但他毫不模糊地列举薯蓣之属五:“山药、山薯、紫蓣、白蓣、红蓣。”（卷二，页廿四下)棣按:山药（Dioscorea）系中国土生，南北皆产，要以河南怀庆府所产为最有名。山药与栽培的甘藷（Impomoceabatatas）在分类和遗传上并无亲缘关系。虽然大理李志仅列紫、白、红蓣并无特别注释，但二十几年前遍检全美各主要中文图书馆3,种以上中国方志之后，我发现很多晚明、清代和民国的各省府州县厅志中，红、白、紫、*蓣（芋）、薯、苕都是指甘藷，而都不指土生的山药。
除了嘉靖《大理府志》外，李元阳还编纂万历二年（）的《云南通志》。这两部书是明白记录甘的最早著作，而且充分意味着甘是从印、缅引进的。……综合海陆两方面资料看来，海道自吕宋传到漳州和福州似应在十六世纪七十、八十年代；而西南的甘似应在十六世纪的最初三四十年间即已传入云南。否则不易于年见于著录，更不易解释何以在年的《云南通志》里，甘藷已被六个府、州列为当地物产。（《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之二，《世界农业》年第5期）
陈树平（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番薯传入中国，名称因地区而不同。关于番薯传入我国的过程，史书上有较为可靠的记载，方志中还保留了一些民间流传的动人故事。其途径大概有二：一是由海路传入东南沿海的福建和广东，一是由陆路传入西南边疆的云南。
福建是我国传入番薯的最早省份之一。大约在明代万历前期，闽县人陈振龙到吕宋经商，看到当地“被山蔓野”皆番薯，而吕宋人“珍其种不与中国”，因“啗夷人以利，得其藤数尺，并得刈植藏种法归，私治畦于沙帽池（今福州南台）舍傍隙地”。万历二十二年岁饥，福建巡抚金学曾“筹备荒策”，陈振龙的儿子经纶“上其种与法，因饬所属如法授种，复制其法刊为《海外新传》”，遍谕百姓，“秋收大获，远近食裕，荒不为害。民德公深，故复名为金薯”。此后，陈振龙的后裔又相继把番薯引种到山东、河南等省。祟祯年间周亮工详细地记载了当时番薯从吕宋传入漳州以及在福建沿海推广的情况:“番薯，万历中，闽人得之外国，……初种于漳郡，渐及泉州，渐及莆(莆田)，近则长乐、福清皆种之。……中国人截取其蔓，挟小盒中以来，于是入闽十余年矣。……其初入闽时，借闽饥，得是而人足一岁”（周亮工:《闽小纪》第四三—四四页，说铃丛书本）。周亮工所说的与陈振龙的事迹，显然是两回事，说明当时带回薯种的不止一人，传入的地方也不止福州与漳州，而是许多处。陈鸿《莆变小乘》记载，“番薯，天启时番邦载来，泉人学种”。还有传说万历十二至十三年间由漳州与潮州交界的南澳岛传入，最初在晋江都灵水乡种植（敏光:《连城地瓜干与衙口花生》，《经济导报》一九七八年第六期）。这些都是可能的。明初虽然实行了严厉的锁国*策，到了隆庆、万历年间开始弛禁，海上贸易大为发展，福建沿海城镇几乎都成为当时海外贸易港或出海口，闽商的足迹遍于南洋各地，其中最多又是往返于吕宋与福建之间。总之，有一点可以肯定，即番薯传入福建时首先在沿海种植和推广，时间当在万历元年至二十一年之间。
番薯传入我国广东的时期和福建大致相同。从宋、元开始，广东即成为我国重要的海上交通贸易要道，该省人也多有泛海经商或从事其它生计的，因此番薯传入广东亦有其便利条件。番薯传入广东多经过越南。据《东莞县志》：万历八年（一五八〇）陈溢渡梅到安南，“酋长延礼宾馆，每讌会辄飨以土产薯，美甘，溢觊其种，贿于酋奴获之，未几伺间遁归。以薯非等闲物，栽植花坞，久蓄滋，掘啖美，念来自酋，因名番薯，种播天南，佐粒食”（宣统三年《东莞县志》卷十三）。另据《电白县志》:“相传番薯出交趾（即今越南），国人严禁，以种入中国者罪死。吴川人林怀兰善医，薄游交州，医其关将有效，因荐医国王之女，亦良。已一日，赐食熟番薯，林求食生者，怀半截而出，亟辞归中国”，从此，“种遍于粤”（光绪十四年《电白县志》卷十三）。据广西《桂平县志》，林怀兰携薯种归在万历年间.
云南也是我国传入番薯的省份之一。据万历四年（一五七六）《云南通志》，临安、姚安、景东、顺宁四府已有种植红薯的记载。这比福建传入番薯的时间早了一、二十年，比广东也早了八、九年。上述四府中，顺宁、景东位于云南偏西南，靠近缅甸。而与云南毗邻的广西，种植番薯的记载比云南晚半个世纪，贵州则晚了八十年。因此，云南的番薯系由缅甸传入是完全可能的。乾隆三十五年，四川黔江县（与湖北相邻）知县翁若梅说:“即以蜀中论，子不见西南诸壤，翠叶紫茎累累而秋实者非薯呼！”（光绪二十年《黔江县志》卷三）川西南种植红薯早于四川其它地区，也是云南番薯由缅甸传入的佐证。（《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年第3期）
曹树基，年4月生，江西鄱阳县人，历史学博士。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现担任任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也是该系的创系主任。兼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常务理事。
曹树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何炳棣、陈树平的观点是错误的，原因在于他们对于史料的误解。
根据嘉靖42年云南《大理府志》记载薯蓣之属有五:“山药、山薯、紫蓣、白蓣、红蓣”。何炳棣先生据此认为:“虽然大理志仅列紫、白、红蓣并无特别注释”，但“遍检全美各主要中文图书馆3种以上中国方志之后，发现很多晚明、清代和民国的各省府州县厅志中，红、白、紫，*蓣（芋）、诸（薯）、茗都是指甘薯（即番薯），而都不指土生的山药（Dioscorea）”因而，他认为:“只要与山药，芋对列，红、白、紫、*蓣、薯、茗都可视为甘薯（番薯）”。然笔者细检余种中国方志以后，发现何先生论据欠妥。实际上，地方志中不乏薯即山药的记载，在华南方志中尤如是。嘉靖十四年《广东通志初稿》卷31载:“薯，有红薯、白薯、甜薯（性冷生山野中者日山药）”。可见，山药为薯之一种。康熙32年广东《海澄县志》卷11载:“地瓜，一曰葛，食之醒酒；一曰红薯；一日仙入掌；一曰山药。薯最者曰番薯，种出外国”，此处红薯与山药均属地瓜。地瓜亦可称为薯，实为薯蓣属(Diosurea)中之不同种。乾隆9年广东《大埔县志》卷10载:“番薯，种自外洋移来……薯，即山药之类，有山薯、园薯之别，又有红、白之别”。雍正11年《广西通志》描绘红薯的生物学性状为“红薯，根如畺芋，皮紫，大者枚可数觔，四面有须”，可知“薯”或“山药”均不是番薯。杨宝霖同志所说广东土薯中称为红薯者，据调查实为甜薯，亦称为甘薯，学名Dioscoreaesculente，为薯蓣科薯蓣属植物。薯蓣属植物种类繁多，其块茎呈为圆柱状者，中国古籍中多称为山药；其块茎呈卵球、圆锥或其它不规则形状者，多称为“薯”。因其块茎形状与旋花科番薯属之番薯（IpomoeabatatasL.）的块根相似，故为部分明清人混淆。又正因为山药块茎与“薯”块茎的差异，古人常将其并列对称，遂使不少当一代学者陷于迷惘和混乱。
嘉靖大理志记载的“紫蓣”“白蓣”“红蓣”疑即今日云南尚有广泛分布的“云南薯蓣”（Drioscoreayunnanesis）或“卷须状薯蓣”（Dioscoreatentaculigera）或“板砖薯蓣"（Dioscoreabanzuanna）。上述三种均有红白各种颜色，亦均为块茎作物，与番薯（IpomoeabatatasL.）没有亲缘关系。何炳棣先生所谓番薯由云南传入的观点是不妥当的。
陈树平以万历4年（实为隆庆6年）《云南通志》中的“红薯”为番薯，因记载时间早于广东福建番薯引种时间，从而认为“云南的番薯系由缅甸传入是完全可能的”。上引嘉靖14年《广东通志初稿》所载“红薯”时间上远远早于《云南通志》，以此作为番薯，与陈氏推理相悖。更何况宋代苏轼就曾在海南咏唱过“红薯与紫芋，远插墙四周”的诗句。上已论证，红薯实为薯蓣科植物，非旋花科之番薯，陈氏论点亦不能成立。
故认为玉米、番薯是十六世纪分别从西北及东南沿海传入中国的。从目前所见资料看，不存在其它的传入途径。（《玉米和番薯传入中国路线新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年第四期）
晋代嵇含编撰。公元年问世。此书记载生长在我国广东、广西等地以及越南的植物。上卷草类二十九种，中卷木类二十八种，下卷果类十七种和竹类六种，共八十种。书中并有生物防治的记载。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植物志。
周源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研究员）:甘薯的悠久栽培历史至少可追溯到汉晋时代。所谓“中土有此物，其来旧矣，逮不甚贵重栽植者少”而未为世人所重，但自明万历传入甘薯的良种—番薯，并大量繁植后，甘薯（番薯）身价举世瞩目。明清时期尤其是清初以后人口剧增，“广济民食”的社会需要促使番薯的迅速播植和广布。学术界、农学界传统的单一番薯传入说否定我国甘薯“古已有之”的主张，不仅不符合我国已有的历史记载，也和我国滇、粤已有甘薯亲缘种属的发现相榷，不论从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的观察，我国南方存在与中美洲相若的促使甘薯从野生种属到人工栽培的驯化条件。既不宜因为番薯传入已有明文记载就否定它有“土生”的品种，也不能因为它晚至明清才大量广布就否定它古已有之的历史事实。
吴德邻、石声汉、胡锡文和夏鼐都认为“旋花科的Ipomoea是美洲原产，到明中叶以后，才由菲律宾输入中国”。由此断定明以前中国绝不会有番薯（甘薯）这种作物，其片面性就是否定物种起源可以有多中心的说法。当前据生物史研究已经确认:（1）所有的栽培植物都是由它们野生种类改变而成的，野生植物经过古人类的采集、选择、引种和长期在不同地区栽培驯化而来的，只要有人类居住地区就会出现生物驯化过程。（2）所有栽培植物的出现，有的是一个中心的，也有的是几个中心的，这可能与古人类的移动有关。“一个地区古人类的繁衍必然会带来栽培植物和饲养动物的起源”。（3）中国历史悠长又发展连续，不仅自然界保存了丰富的作物驯化标本，包括无数的“变异种类和生态类型”和“野生祖型”，而且我国还有大量栽培作物驯化史的文献资料为我们提供认识物种驯化的广阔天地。
《本草纲目》记载，红薯有“补虚乏，益气力，健脾胃，强肾阴”的功效。“红薯蒸、切、晒、收，充作粮食，称做薯粮，使人长寿少疾。”
正是基于上述栽培作物起源的三个概念，番薯只起源于中美洲的传统说法理应受到怀疑。目前已经有相当信服的理由证明中国南方乃至中南半岛也是番薯（甘薯）起源的另一中心：第一，中国有台、粤、桂、滇等省区位处回归线以南，具有高温、多雨、阳光充足热带亚热带气候，地理上有山地、丘陵与河谷、大陆与海岛、沃饶与贫瘠等多样的自然地理舞台，为甘薯的驯化提供了与中美洲大致相似的自然条件。第二，中国是世界人类起源的一大中心，其中马坝猿人就在回归线附近，人类的长期进化当然为甘薯从野生到驯化提供必须的社会条件。第三，墨西哥从年以来就发现了很多甘薯野生的近缘植物，包括白花野牵牛（IpomoeaLencanthaJACQ）、海滨野牵牛（IpomoeaLittcmlisBlume）、三裂野牵牛（Ipomoeatifids(HBK)Dcn）（据浙江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徐国光副教授提供），而中国自年以来也在“南方沿海有不少甘薯的近缘植物”，例如“七爪龙”(Idigitata)和登瓜薯(Istapjtiliha)。据说其中许多都是美洲没有发现过的，因为有明显的块根，当地农民便直呼为“野生番薯”、“云南野薯”。这都是我国甘薯起源的实物证据。第四，我国确实从不少的甘薯史料中窥伺到甘薯驯化的脚步。例如道光《遵义府志》卷十七说有“一种野生者俗名茅狗薯，有制以乱山药者，饥年人掘取作饽……山农广种者，收多至三四十石，即煮以当粮，亦可切碎和米作饭”。光绪《广州府志》卷十六也说:“生山中纤细而坚实者曰鸠莳，似山药而小”。这些既不是山药（薯）又不是海舶传进的番薯，因此它应是人类长期栽培、甘薯野生种驯化过程中的品种。又如《南方草木状》所载的甘藷不过“实如拳”，而《重修*和类证本草》说“一枚可重斤余”。光绪《湖南通志》载“形魁垒，重数斤”，这便证明甘薯经过长期选择，积累了有利于人类的变异。如果人们把今日见到的残留野生种属如“七爪龙”“登瓜薯”、方志中的野生薯、草木状所载的甘薯以及现在的甘薯等排列起来看就会令人相信存在甘薯驯化的痕迹。
还值得注意的是，明末清初番薯传入、传播的历史阶段，从徐光启、王象晋、陆耀、陈世元、赵学敬、吴其濬到屈大均这一批都是治学严谨精于发明的学者、科学家、封疆大吏和番薯世家，他们都认为甘薯和番薯是同种“兄弟”，他们直接和间接论证甘薯为“中华产也久矣”的结论是很难否定的。（《甘薯的历史地理—甘薯的土生、传入、传播与人口》，《中国农史》年第3期）
二、地瓜在南方地区的传播史学家何乔远作《金薯颂》称赞陈振龙引种之功，长乐市委市*府于年8月为纪念和弘扬陈振龙的爱国精神，在陈振龙故乡青桥村建立了一座陈振龙纪念亭。（图片拍摄：小灰狼；来源：金农网）
陈树平：福建、广东两省，番薯传入以后，传播很快。明代后期，就成为当地人民的重要食粮。或谓“闽广人以当米谷”；或谓“闽广人赖以救饥，其利甚大”;“甘薯所在，居人便足半年之粮，民间渐次广种”（《农*全书》上册，第五四〇、五四六页）。到了清代前期，进一步发展。福建省福州至泉州沿海地区种植尤多。乾隆十三年江西大庚知县余光璧说:“番薯，闽兴泉漳人种之，每亩可收三四千斤，用代谷食，余者于冬至前后，切片晒干，藏之作次年粮。判为粉，比豆蔗为佳，食之甚益人。货通江浙楚粤，至今大被其利。”（乾隆《大庚县志》卷四）道光末年，据施鸿保估计，福建“地瓜一种，济通省民食之半”（施鸿保:《闽杂记》卷七）。广东省，康熙年间，已“处处种之”（吴震方:《岭南杂志》下卷，说铃丛书本）。康熙三十八年，“粤中米价涌贵，赖此以活。有切碎晒干为粮者，有制为粉如威粉、藕粉者”（同上）。番禺县属并用以造酒，当地“多糖烧、番薯烧，尤为酒之贱品。”（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可见其番薯种植之普遍。福建台湾府的番薯，到雍正、乾隆年间，在民食中占了重要的地位。雍正二年*叔璥说:“番薯熟，早种者七、八月先出，田家食至隔年四月方尽。”（*叔璥：《台海使搓录》卷三）乾隆三十七年朱景英也说:“台人亦资以供常餐。”（朱景英:《海东札记》卷三）道光年间种植更繁，食用更广。道光十三年陈盛韶云:“台湾沿海多种番薯、花生、甘蔗、豆麦，近山沃衍宜稻。”（陈盛韶:《问俗录》卷六）盖沿海多沙土，宜种番薯、花生等物。其彭化县居民，“每日三餐，富者米饭，贫者食粥及地瓜”，“村民或以地瓜、番黍为酒。”（道光十四年《彭化县志》卷九）（《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年第3期）
宋*令：明清时期，福建是引种和推广番薯的重要中转站，并且在全国各省中最先得到了广泛种植。清初顺治时，福建的兴化、泉州、漳州三府种植的番薯己经是“遍洋皆种”；宁化县则是“山乡皆种之”。到乾隆时，番薯的种植己经遍布福建全省各府州县，成为了和稻谷并列的重要粮食作物之一。乾隆二年（年）《福建通志》记载：番薯“迩来栽种尤盛，闽地粮糗半资于此”；乾隆二十八年（年）《晋江县志》亦有记载:“番薯，……今大盛，功倍五谷”。嘉庆时，浦城县的番薯也是“邑山谷中多种之”。隶属福建省的台湾府所引种的番薯据说来自文来（即文莱）。清人朱仕玠有竹枝词《赢涯渔唱》云:“别有细抽番薯好，漫传嘉种自文来”；《台湾采风图》里亦有记载:“有金姓者，自文来携回种之，故亦名金薯。”道光二十年（年）《噶玛兰厅志》里记载：番薯“即地瓜，有红，有白，蔓生园中，生熟皆可食.……明万历中，闽人得之外国。或云有金姓者，自文来国携回，此另一种，皮白而带黑点，乃地瓜中之最甜者，名文来薯，一名金薯。”番薯在台湾的传种很快，很快就成为了台湾府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多有贫者赖以充腹”；光绪二十年（年）《澎湖厅志》也有记载:“番薯，……澎人遍土皆种。”（《明清时期美洲农作物在中国的传种及其影响研究》，河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年）
年，乾隆皇帝向全国下了“广栽种甘薯，以为救荒之备”的诏书，地瓜在国内的推广出现了全新的局面。
吴建新（华南农业大学历史系教授）、江慰祖：番薯首先传入广东有两处地方。一是电白县，二是自东莞传入。方志上的记载抹去其传奇色彩，其真实性是可信的。番薯，由于可作为救荒植物，故闽广地区人民都对引种番薯的先驱十分敬重。如福建长乐人建先薯祠纪念陈振龙，广东吴川县霞洞乡有“番薯林公庙”纪念林怀兰。番薯在广东，明末已普及推广。《农*全书》卷二十七记载闽广地区以番薯作为渡荒作物，从十月到次年四月间作为主粮。番薯普及推广的路线是:从吴川传入的，向粤西南的高、雷、琼、廉等地传播。如《茂名县志》认为高州番薯的传入很早，对番薯的依赖程度最甚。康熙《琼山县志》卷之九“土产上”记载:“番薯，种自番国来，饥岁可以代米”。从东莞传入的，首先在东莞大规模种植，到清初，东莞当地已有以产番薯而闻名的村庄，如草村、河田，“所产番薯，动连千顷，《广东新语·草语》也记载：番薯种植容易，叶可喂猪，根可酿酒，切粒蒸熟可晒干贮藏，称为藷粮。吴震方的《岭南杂记》卷下记载：番薯，“粤中处处种之。康熙三十八年，粤中米价踊贵，赖以此活。有切碎晒干为粮者，有制为粉如蕨粉、藕粉者。”这些都是清初番薯在珠江三角洲及附近传播的情况。雍乾时期番薯在广东沿海及山区进一步推广。如雍正年间，潮州等府，“多种番薯以代米粮”。乾隆年间，粤东“滨海诸邑”，“其坡田只宜莳山蓣、番薯、芋乃诸杂粮，兼收可以佐食。”康雍乾以后，番薯是广东最占优势的杂粮。（《明时期主要外来作物在广东的传播》，《广东史志》年第2期）
郭松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们认为浙江省引种番薯的时间可能迟于云南或者广东，与福建大致相同，也许还早于福建。
浙江省大面积种植番薯是在清初。康熙中吴震方说:“番薯有数种，江浙近亦甚多而贱，皆从海船来者。”说明番薯已是较普通的食物，不过这也只就温州、台州、宁波等沿海地区而言，内地各府一县种植并不普遍。不可否认，浙江推广种植番薯，福建确实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康熙初，陈以桂到郸县介绍人们种植番薯，就是很好的例子。
由于番薯具有易种、高产、不怕旱捞等优点，特别得到贫苦百姓的欢迎，所以从康熙时起，在很短时间里，就获得很快的发展。我们翻阅浙江地方志，大体康熙时只永嘉、东阳、钱塘等少数几个县份载录番薯，到乾隆时就很多了。温州府所属五县一厅，不但都种植番薯，而且还培植了一些好品种。瑞安县大山中所产者“味尤嘉美”，乐清则有“花荠、红荠”等名。
浙江内地种植番薯的时间一般稍迟于温台宁以及绍兴等沿海府县，但到乾隆晚期和嘉庆时，也差不多普遍了。象处州府青田县，“嘉庆后，邑民大半简以为粮矣。”缙云县，“嘉庆初尚少”，到道光时，已“城乡多种之”。泰顺县是靠近福建的一个多山县份，嘉庆以前，农民“多种蓝靛”，以后即“多种番薯，贫民之粮半持焉”。乾隆以后，随着大批棚民进入山区租山垦荒，也促进了番薯的推广。棚民队伍的不断扩大，而很多山区又不宜种植稻谷，于是高产易植的玉米、番薯，就成了棚民的主要食粮了。嘉庆初，“浙江各山邑，旧有外省游民，搭棚开垦，种植苞芦、靛青、番薯诸物，以致流民日聚，棚厂满山相望。”道光四年（年），清廷在一个上谕中说:“近闻浙江、江苏、安徽等省州县，凡深山穷谷之区，棚民蔓延殆遍，租典山地，垦种山薯，大半温台一带沿海之人。”由于棚民大量种植番薯，人们常常把“棚民所居草棚，俗称番薯厂”。在棚民的影响下，很多原来并不种植番薯的地区，也因此纷纷仿效。相对说来，某些富庶的平原地区，象杭嘉湖一带，人们传统种植桑棉等经济作物，水稻的产量也很高，所以番薯的推广也晚得多了。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浙江嘉湖地区因为战争的破坏，出现大片荒地，很多外籍农民应招前在垦种，他们种植稻米，也把番薯带到那里，如嘉兴县，“番薯今温台垦荒者多种之”。平湖和嘉善也是“今温人侨居海上多种之。”不过这大都是同治、光绪年间的事了。（《番薯在浙江的引种和推广》，《浙江学刊》年第3期）
康熙皇帝，“康乾盛世”的开创者，“康乾盛世”又称“番薯盛世”
龚胜生（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副院长，华中师范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两湖地区的甘薯除直接来自广东福建外，也有从相邻省份辗转而来的。具体言之，湖南省的甘薯主要来自广东和福建，湖北省的甘薯却有相当地区来自四川和河南。湘南地区是两湖最早引种甘薯的地区。康熙《宝庆府志·物产》说“番薯有数种，适于台湾，盛于闽广。人多赖此为富足，俗谓之地瓜”。这里间接地指出，湖南今邵阳地区的甘薯来自闽广；乾隆《长沙府志·物产》说，“近有粤蓣，色红”。则不言而喻，长沙府的甘薯来自广东；乾隆《沉州府志·物产》也说，“番薯，三邑间有种者，瘦小不及闽广”。这也表明湘西地区的甘薯来自闽广；乾隆《平江县志·附考》说得更清楚，“两粤农家多种番薯一物，青*不接，籍以济荒；今广福客民迁业来平者，移植闻皆畅茂；醴陵县也是如此。民国《醴陵具志·杂粮》云，“康熙乾隆间，闽粤之人迁移至醴，乃挟其种以俱来”。如上所述，湖南番薯的引种大多是民间自发的，但也有个别地区是官府倡导的。而这些劝种之官，原籍不是福建便是广东，如平江知共谢仲坃在乾隆初年曾以“平邑山多田少，粮食滋艰。作种薯说，亲临田畎，劝谕栽培番薯。他就是广东省阳春县人，而阳春与最先传入番薯的电白县相邻，他在平江劝种番薯，显然是受了他家乡种植番薯的影响。又如乾隆三十年代在宁远县“教民种薯”的陈丹心，他的家乡福建诏安也是较早种植番薯的地区，他在宁远教种番薯，也不能不说他是受了家乡种植番薯风习的熏陶。
湖北省没有见到番薯直接来自闽广的记载，而同治《东湖县志·物产》记载，“红薯蓣，种自蜀来”，说明其番薯是沿长江从四川流传过来的。其它还不止东湖（今宜昌市）一县为然。宜昌府及其南边的施南府的番薯也是同一来源，比如巴东县也称“红薯蓣”，施南府统名“红苕”，与四川的称呼也一致。鄂北地区靠近较早种植番薯的河南省，其番薯可能来自豫南，其别称“红术”在河南通行。（《清代两湖地区的玉米和甘薯》，《中国农史》年第3期）
李映发（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湖广填四川”与玉米、甘薯的传入。
明末清初战乱后，四川是全国最荒芜之区，成都平原“城廓鞠为荒莽，庐舍荡若丘墟，百里断炊烟”；川北保宁府，“兹境内行数十里，绝无烟爨。迨至郡邑，城鲜完廓，居民至多者不过数十户，视其老幼，鹄面鸠形”；川东重庆府地区，“土著为之一空”。清朝开国二、三十年后，仍无一点生气，全川“荒如大漠”。清*府鉴于“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于康熙十年（）下令:“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并开垦者，准其入籍例”。不久，吴三桂等发动“三藩叛乱”，至十九年平息叛乱后，此令才正式得到推行。叛乱使四川荒废雪上加霜。康熙帝于二十九年、五十年多次颁示招民入川垦殖优惠*策，“将地亩永给为业”，“开垦地亩，准其五年起科”；“准其子弟在川一体考试”。在清*府优惠*策下，各省平民携妻带子，呼亲偕友，纷纷入蜀垦殖。于是，人口迅速增加，康熙十年（）全省约9万人，雍正二年（）增至余万人，至乾隆四十一年（）达到万人。年间增加万人，明朝万历年间四川全省也仅有万人，其增长是惊人的。川人增加，主要是移民。他们来自湖广、闽粤、江浙、秦晋、云南、广西、贵州、甘肃等地。移民中，湖广人最多，闽粤人次之，秦晋人又次之。
此表虽无北路陕甘人入川户数统计，但“湖广填四川”湖广人居多是肯定的。正是他们将玉米、甘薯的种植传播到四川，而且推广普及。光绪《奉节县志》载：“包谷、洋芋、红薯三种，古书不载，乾嘉以来渐产此物”。巴县于乾隆前期已种植玉米、甘薯。清初，“土著为之一空，外来者什九皆湖广人”。相邻的壁山县，“国初招徕复业者十分之一二，余皆楚粤黔闽之人”。川中的定远(武胜)县，“土著绝少”。川北的苍溪县，“土著几空”，战乱后回归土著也仅占一半，另一半人来自楚陕粤闽等地。这些地区清初以前未有玉米、甘薯，在湖广填四川后普遍种植上玉米、甘薯。光绪《德阳县续志》卷3载，“康熙土著之民，千百中不一二见”，多数人来自湖广、陕西、粤闽江浙。乾隆九年（），德阳县令阚昌言编《县志》载，薯芋之类，有一种朱薯（即俗所谓红茗是也），皮薄色紫，茎叶蔓生。今川省多种之者，宜于沙地。先是闽人商于西洋来，或生食，或熟食，或磨为粉，味甘适口，老少皆宜……其物易蕃而不费力，种之以佐五谷，是亦治生之一端也”。邻近的罗江县，此时已种红茗，成都府早此10年已有种甘薯的记载。由此可见，川西平原上的甘薯种植也由闽粤传入。（《清初移民与玉米甘薯在四川地区的传播》，《中国农史》3年第2期）
宋*令：广西引种番薯最早见于记载的时间是乾隆元年（年），在南方各省里面相对较晚。随后不久，在乾隆十二年（年）《横州志》、乾隆二十九年（年）《柳州府志》、乾隆二十九年（年）《马平县志》、乾隆三十四年（年）《梧州府志》均有了关于番薯种植的记载。嘉庆年间，番薯在广西部分地区的种植己经是“遍地是矣”。晚清时，据同治六年（年）《藤县志》记载:“番薯……今扬越山地无不遍种。”（《明清时期美洲农作物在中国的传种及其影响研究》，河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年）
郑维宽（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副教授）：检索广西现存的明代方志，没有证据显示明代番薯己经传入广西。嘉靖、万历《广西通志》记载的薯类包括“薯”和“山薯”，如前所论，此处的“薯”应是广西栽种的本地薯。府、州、县志的记载也不支持明代广西己有番薯引种。那么，番薯究竟在何时传入广西的呢？笔者认为，至迟在康熙初年，广西境内己经有了番薯种植。康熙时人汪森在《粤西丛载》卷二十一中引用明末徐光启《甘薯疏》的记载:“闽广薯有二种，一名山薯，彼中故有之；一名番薯，有人自海外得此种，海外人亦禁不令出境，此人取薯绞入汲水绳中，因得渡海，分种移植，遂开闽广之境。”徐光启所说的甘薯即指番薯，汪森在这里是借用《甘薯疏》的记载来说明康熙年问广西己有番薯的种植。而且康熙初期南宁府己有番薯种植的事实也可证明这一点。试将嘉靖至乾隆年问南宁府境内薯类种植演变的情况列成表2。
表2列举了嘉靖、康熙、乾隆三个时期南宁府境内薯类种植的情况，其价值在于向人们清晰地展示了南宁府在三个不同时期薯类品种的前后演变。通过前后对比，不难发现，嘉靖末年南宁府尚无番薯种植，方志中所记载的薯类都为本地薯。到了康熙初期，除了嘉靖时所记载的本地薯，还增加了一个叫“京薯”的品种，但此时我们尚不能判定它是否为番薯。可贵的是，乾隆《南宁府志》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团，因为它明确指出京薯“一名番薯”，并且还补充了两条信息：一是京薯可生食；二是京薯除了红皮，还有白皮者。可见至迟在康熙初期，广西境内己有番薯种植。清代番薯传入广西的路线主要包括由福建传入广东、再由广东传入广西，由广东传入广西以及由福建直接传入广西三种途径。而由安南直接传入的可能性很小。（《清代玉米和番薯在广西传播问题新探》，《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9年第6期）
陈树平：广西、贵州两省引种番薯皆在乾隆初年，其种都来自广东。据乾隆十七年贵州《开泰县志》:“红薯出海上，粤西船通古州，带有此种。训导陈（文*）欲兴此利，详悉通禀藩宪温、道宪朱，通行贵州一十二府。前陞县李（独龙）遵行出示，劝民广种在案。”清代古州厅与开泰县同属黎平府。从上文可知，贵州黎平府的薯种是从广西通过柳江的江船运去的。所谓“红薯出海上”，即指红薯由海外传入广东又从广东传到广西。李独龙于乾隆十年始任开泰知县，贵州最早种植番薯的时间当在乾隆十年至十七年之间。乾隆二十年，与湖南交界的玉屏县也已引种（乾隆《玉屏县志》卷五）。贵州是多山而交通闭塞的内陆省份，番薯首先在邻近广西、湖南等省边界州县种植是很自然的。贵州弥蔓山谷的玉米排挤了番薯的发展，所以番薯向全省推广很慢。到道光年间，有些州县才渐多栽植。如思南府属，番薯分红、白二种，“居人广种以佐饔飨”（道光二十一年《思南府志》卷三）。（《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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