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荣英主任在近50年的行医生涯中，亲身见证了西医的大行其道，到如今国家提倡振兴中医、以及中医的逐渐繁盛。中西医的争讼至今依然没有定论，但朱老自己心中有杆称：西医盛时是坚定的中医支持者，中医盛时也并不全盘否定西医。别人争论不休，而她的行医宗旨，一直是坚持“中医为体，西医为用”，将西医融合到中医的日常诊疗工作之中。
年近七旬的朱荣英主任，早年毕业于湖北中医学院，又于年在武汉同济医学院进修全科医学。中医临床工作近50年，先医院、医院，并因治病救人，能力突出，荣立武钢集团三等功。朱老在传承、实践中医学的同时，将现代医学的先进思想融入中医诊疗工作之中，是不可多得的中西医结合胃肠病专家。
朱荣英先后在《湖北中医》、《实用全科医学》、《中国针灸》等专业刊物发表多篇医学论文，尤其擅长将中医针、灸、药、砭四大法，与西医相结合，临床治疗急慢性胃炎、肠炎，胃溃疡、胃肠息肉、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肿瘤术后康复等各类胃肠消化系统常见病、疑难病。
中医为体，西医为用
朱荣英认为，中医和西医都有自己的逻辑，无论是中医的五脏六腑整体全局运动思维，还是西医的生理病理还原论思维，两者当今仍发挥巨大作用的两大医学体系，具有“必不可少”的互补性，两者思维方式尽管不一致，实质上从生命体系不同形式的物质体系去分析还原生命系统。因此，朱老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医为体，西医为用”的坚定的中医工作者。
朱荣英说，所谓“中医为体，西医为用”，核心思想是，在以中医辨证诊断的基础上，采用西医的检测设备对患者进行结果检查，再根据中医理论进行辨证选药处方，这就是以中医辨证为本，以西医辨病为用，然后给患者进行诊疗。其优势是将中医的整体辨证治疗观与西医的局部阶段性用药相结合，既增加了治疗的精准性，又体现了中医整体调整，治病求根的优势。
比如，朱荣英主任在治疗脾胃病时，重视中医四诊的运用，把宏观辨证与微观辨病理相结合，把胃镜和病理作为中医四诊的延伸。
脾胃病患者多以反酸、烧心、痞满、纳呆、大便不调等宏观症状来就诊，如果只以宏观辨证治疗，对于胃癌等有形之实邪患者效果往往欠佳。而微观辨证借助现代胃镜、病理等检测手段，从微观辨证对病情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根据胃黏膜是糜烂、充血、水肿、肠上皮化生、不典型增生等情况，合理配伍用药。
朱荣英认为在临床上辨证很对，但是患者服药后，症状缓解往往不明显。所以宏观辨证与微观辨病理相结合的辨证方法，有助于在临床上减少误诊和提高疗效，同时可以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慢性萎缩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肝癌、胃癌，同样都可以出现湿浊中阻，浊*内蕴证。如不去结合微观辨证，不但达不到预期效果，而且还可能耽误病情。慢性萎缩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肝癌、胃癌的用药侧重，和预后也不一样，这个时候更凸显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重要性。
古为今用，崇古不泥古
朱荣英自从事中医事业以来，一直坚持深入研习中医经典，从中吸取先祖传承几千年的医学精髓，但她一贯坚持崇古不泥古，敢于创新，不全于故纸中求学问。同时朱老还坚持以临床实践为核心，反对空谈理论的实践观，贯穿自己整个行医生涯。朱荣英充分利用了自己长期临证实践的条件，尽一切可能通过切身体会去寻求知识。
朱荣英的实践精神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药物的切实研究，二是临床的细致观察，以及详细可靠的病历记录。她认为，学医的“第一层功夫在识药性”，而一切诊断、治疗皆需要实际临床的检验，这样的医生，才能为百姓治好病。
比如，在胃肠疾病的诊治时，古人常根据患者的辨证情况，结合药物的四气、五味、归经选用药物。而我们可以借助现代药理研究成果，针对肠上皮化生、不典型增生、幽门螺杆菌阳性、胃癌等患者常加入山甲珠、全蝎、蜈蚣、蒲公英、白花蛇舌草、半枝莲、半边莲、藤梨根、白英、冬凌草、薏苡仁等现代药理研究具有逆转肠上皮、杀灭幽门螺杆菌、抗癌等作用的药物。
以循证医学为代表的西医认为，中医缺乏直接证据，不科学。事实上，中医中医崇尚自然，顺应自然，认为人与自然为一体的整体辨证观，是最贴近自然生态理论和基因理论，中国的中医理论来自于自然理论。中医不仅仅是一门治病的学科，更是蕴含了气象学、天文学、人文哲学，融儒、道、法诸家等于一体。如今，更有一批像朱荣英主任这样的中医大师，将西医的先进的部分服务于中医，更是体现了中医兼收并蓄的包容性，也能推动中医的发展和提升。